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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渭渠:青松岁岁色愈新 日本所 屠亮智(2011-1-4)

叶渭渠:青松岁岁色愈新

 

日本所   屠亮智

    今年是叶渭渠先生来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从事日本文化、文学研究工作25周年。作为同事,笔者借先生搬进新居之际,看望这位年近八旬的老学者。一走进新居,镶裱在镜框里“寡欲勤奋”的字幅,挂在宽敞明亮的大客厅的墙上。我脑子里旋即联想:几十年来正是这一座右铭激励着叶先生在求知的路上奋进。叶先生微笑着说:“还要勤奋,机遇+勤奋才能创造出成绩来。”

  他将这新居书斋命名为“倚梅斋”,“一是我们以为学人应有像梅花凌寒傲霜那样的风骨,二是我与月梅在几十年求学之路上紧密相倚走了过来,也是我们大半生努力为人为文实践的一个缩影。”看着客厅的书橱满是中外学术书籍及叶渭渠唐月梅夫妇所述的专著时,我深深地感到两位先生在中日文化研究上的合作必是学术界不多见的。先生说:“我们不是‘夫唱妇随’,也不是‘妇唱夫随’,而是同舟共济,一加一大于二嘛!这正是‘倚梅斋’命名的第二层意思,我们是一直紧密相倚走过来的啊!”

  以司马迁的治史精神撰著日本文学史

  在客厅落座下来,我首先谈到《人民日报》近日刊登先生撰写的《小林多喜二与〈蟹工船〉》,《蟹工船》是先生于36年前翻译并获得公开出版的作品之一。据先生介绍,那正是“文革”搞得热火朝天的1972年,刚从河南“五七干校”体力劳动改造3年后回到北京,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当编辑,编辑部领导让他选出几本可以公开出版的日本小说,他就选了无产阶级作家小林多喜二的几部作品,旧译本的老译者其时都被打为“牛鬼蛇神”,领导认为不宜采用,于是重新组织译者翻译,他就承担了其中《蟹工船》重译工作。如今许多中老年人都看过的日本文学剧本《砂器》,以及改编拍成的同名电影的配音翻译,也是那时候叶先生翻译的。可以说,《蟹工船》和《砂器》是先生的处女译作。

  先生自1956年北京大学毕业后,分配在国务院对外文化联络局(后升格为国家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从事职能部门的日本文化调研工作,打下了应用研究的基础。到出版社工作,编辑之余,开辟了翻译日本文学之路。此后,从出版社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先生的译笔一发而不可收,先后翻译出版了川端康成的系列名篇佳作多达200万字,撰写了我国第一部研究川端康成的专著《东方美的现代探索者川端康成评传》,为翻译研究川端康成及其文学开辟了道路。日本著名学者千叶宣一说:先生“以他的专著《川端康成评传》及译作成果,足以说明他居于外国包括欧美在内的川端文学研究的第一位。”此外,先生与夫人、同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唐月梅还合译了加藤周一的《日本文学史序说》(2卷)、山崎丰子的《浮华世家》(3卷)等。先生兴之所至,还写就《周游织梦》、《扶桑掇琐》等4部散文随笔集。他们著、译、编兼及,已出版的多达180余卷,可谓名副其实的著作等身。

  用先生的话来说,就职日本研究所是他的人生大转折。先生来到日本研究所时已年过半百有余,他专心致志研究日本文化和文学。在职5年余,先生还发表了《日本文学散论》和70余篇论文,主持了院里的课题《日本传统与现代化》,与日本著名学者加藤周一共同主编了《日本文化与现代化丛书》(全10卷),并且全力投入撰著《日本文学史》和系统地研究日本文化史的前期准备工作。 

  先生的退休,又是一次人生的大选择。一般而言,颐养天年,浮生偷闲是人之常情,而先生却决心“春尽有归日,老来无去时”,只要力所能及就珍惜每一次机会,把握每一次机会,才能让自己的人生无怨无悔,有益于社会。他与夫人唐月梅在退休后完成了合著的《日本文学史》(全6卷)。1993年国务院为了表彰他们“为发展我国社会科学事业做出的特殊贡献”,给予他们政府特殊津贴并颁发证书。

  据先生介绍,他们为了撰写这部《日本文学史》,前后花了近30年的时光。前期近20年艰巨地搜集整理文献资料,他们列出的主要参考书目就分为八大类,共164种,凡510册。但他们遵循尼采的名言“史料说明一切,同时又没有说明一切”,认为写文学史必须以文艺理论为主导,对史料进行严格的鉴别;为此,他们在抓史料“硬件”的同时,又系统学习文艺学、美学理论和有关边缘学科知识的“软件”,并取得了不少中期研究成果,出版了《日本文学思潮史》、与夫人合著《日本人的美意识》、《日本文学简史》、《20世纪日本文学史》等专著或百余篇有关论文。他们写作花费了整整10年的工夫才完成了这样一部共210万字的专著。这也应验了著名学者顾颉刚的做学问方法之道,“我们研究学问,应当备有两个镜子,一个是显微镜,一个是望远镜。显微镜是对于自己专门一科用的,望远镜是对于其他各科用的。”日本《朝日新闻》一位记者就此称赞道:“叶、先生是以司马迁的治史精神来撰著这部日本文学史的。”这部专著受到国内外学界的称赞,北大教授刘说:“这是国内最有规模,在学术上有总结性、奠基性的著作。”日本著名学者加藤周一说:“其贡献是不可估量的。”2008年获得中国社科院第二届离退休人员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这部著作与先生独著的《日本文化史》、《日本文学思潮史》等多部论著被20所大学有关院系,列为考研必要参考书。2007年由中国社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术影响力报告(20002004)》排名外国文学学科论文引用前10名作者中,先生排名第6位。

  求知永不言倦,求学永不言老

  先生对笔者满怀激情地说:他“求知永不言倦,求学永不言老”。他还常用通俗的话戏说:“老牛拉破车,不倒继续拉。”老先生继续实践他的诺言,在写成《日本文化史》(图文本)的基础上,最近又完成了45万字的《日本文化通史》,并着手整理旧作《日本文学思潮史》,修订编录《日本小说史》,筹划出版三卷本《叶渭渠文集》。正如古人所说的,“老树春深更著花”,这是先生献给社会和读者的一份厚礼,更是多年从事日本文化、文学研究的集大成,其专著、译著无论在数量还是质量上都是国内少见的。

  读者也许不知道,叶、唐两位先生这些成果大部分是在那不太宽敞、六层顶楼的80平方米的三室无厅的“寒士斋”完成的。半瘫的老母亲与护理的阿姨住在一大间,新婚的儿子和儿媳妇住一间,准备高考的女儿住一小间,他和老伴把朝北只有约6平方米的长条储藏间改为卧室兼工作间,里面只能放置一个书架摆放正在使用的书、两张二屉小桌,一张老伴使用的行军床,他自己在进门的走廊上晚架早收的一张行军床来安身。在这狭窄和拥挤的环境里,他们没有怨天尤人,反而激奋出生命的活力,艰辛劳作,产生出了那么多的学术成果。先生在这里补充了一件事:1981年入住团结湖“寒士斋”不久,在香港的婆婆中风半身不遂,身边的弟是工薪阶层,无力照顾,老叶二话没说,就将母亲接来北京,精心护理了整整8年。他真是个大孝子啊!老叶言传身教,儿女也很孝顺,前几年每年都邀父母同游欧美,并劝说父母移居美国,颐养天年。现在年纪大了,两边跑动有困难,且两人的事业都在祖国,最后还是决定落叶归根,将根留在祖国大地。

  最近日本研究所举办了本所学者与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大江健三郎座谈会,先生就满怀深情地说,他读大先生的书,主编大先生的书,有了书缘,又与大先生进行过《环球时报》举办的“作家学者四人谈”,参加过外国文学研究所主办的大江健三郎学术研讨会等活动,但第一次在自己工作过的日本研究所与大先生见面,将留下美的回忆。大先生接着发言说:“先生这样的大学者,刚才说‘在亲切的场所留下美的回忆’,原来我想先生可能要说‘在亲切的场所作亲切的回忆’,但我又想在这里用两个‘亲切’的词就重叠了。所以用‘美的回忆’更贴切。先生选择用‘美的’,我觉得十分的美。”

  常常听到曾与先生共事的中青年学者说,先生为人耿直、实事求是,助人为乐。现在先生提到“为人为文”的事,笔者就趁此机会进入这个话题。先生解释说:“做学问,首先要学做人。努力培养做人所需要的遒劲风骨,诚实、宽容,努力追求真理包括学问上的真理。”先生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在研究工作中突破了一些禁区和人为障碍,逆风而行。笔者最近了解到一件从未披露的事:那是叶先生刚退休,仍担任研究所学术委员时,在一次学术委员会上,主持人提出学科建设“以应用研究带动基础研究”的方针,先生认为这有违学科建设规律,尽管要重视应用研究,但也应该是“以基础理论研究带动应用研究,才符合学科发展的规律。”我谈到这件事,先生拿出一份最近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报》,指着一位学部委员所写的文章标题《基础理论研究哪怕往前走一小步也好》,对笔者说:“这才是内行人讲的内行话。”在一旁的先生说:老叶就是这股子倔劲儿,只认理不认人,得罪了某些人。

  半个多世纪以来,先生立学为先,读书为本,点点滴滴,永不偷闲,不争名利,不求官职,是非分明,求真求实,永不停步地走在求知求学之路上,终获大成。这可以作为“老骥骨奇心尚壮,青松岁岁色愈新”(欧阳修词)的见证吧。

 

       ----原载《 人民日报海外版 》 2009年4月3 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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