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扶贫手记

直属机关党委  杨晓红

我的父亲杨克1988年6月经中央批准离休。离休后积极、热情地参与扶贫工作，曾任社科院扶贫领导小组顾问，并被陕西省政府聘为扶贫开发顾问。

在我的印象里，父亲没有记日记的习惯，但翻阅他的十几个笔记本，却发现有近一半记录着其离休后参与扶贫的工作经历。文章篇幅大都很短，记述的是他当时听到、看到的一些现象及所思所想。为了方便携带、随时记录，用的大都是手掌大小的笔记本。文章有的只有年的标注，有的则只有月日的标注，姑且称之为“手记”。

从父亲的手记中，可以看到他参与扶贫工作，深入基层的实践经验和长期工作摸索出的基本方法，以及实事求是，协调、促进扶贫工作落实的方方面面。

父亲曾长期在商洛地区参与扶贫工作。商洛地区地处秦岭南麓、陕西省东南部，所辖一区六县，均为革命老区。俗话说“八山一水半分田”，商洛地区是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和秦巴山区片区县，也是全国少有、陕西唯一的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其中丹凤、商南、山阳、镇安、柞水五个县为深度贫困县，数量占陕西省挂牌督办脱贫摘帽数的近一半，也是陕西省脱贫任务最艰巨的地方。

从父亲的手记中得知，为了真实客观地了解陕西的贫困状况，他与几位退休老同志，不顾年老体弱，数年间先后去了陕西商洛地区的一区六县，以及安康、汉中、宝鸡、咸阳、陕北延安及榆林地区的数十个县、乡、镇，并走访了一些贫困户家庭。他们爬坡过坎，车马劳顿，时刻谨记党的教诲和领导干部的使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他在手记中写道：“1988年秋，应邀和几位老同志到陕南地区看了一趟，了解到老区人民生活困难很大，温饱问题尚未解决。我们只能在精神上加以鼓励，提一些意见和建议，在经济上设法牵线搭桥，做一点事，成效有限。在扶贫中，我和其他几位同志特别强调俭朴，拒收一切土特产品。”

调研中，父亲发现有些地方存在不利于脱贫致富的思想，在1988年10月的手记中写道：“津津乐道的小农经济思想：种地为吃饭，养猪为过年，养鸡为换油盐醋。填饱肚子，冻不着身子，就算好日子。依赖思想：冬盼衣，春盼粮，救济不到会骂娘。保守封闭心理：对旧传统舍不得，对新事物未见过。扶贫首先要扶志扶本，破除小农经济观念，树立商品经济意识，破除‘等靠要’思想，树立自力更生精神；还要破除保守封闭心理，树立改革开放意识。”

扶贫工作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从早期的扶贫济困到扶贫帮困，从扶贫治愚到智力扶贫，从干部交流到带队挂职，从精准扶贫到产业扶贫，从“小额信贷”帮扶到户到规模化养殖、集约化经营管理，从资源性经营到延伸产业链产供销一体化，从一家一户生产经营到形成特色产业品牌、规模化一条龙……父亲和当地干部群众一起努力，使贫困村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重要理念之一。但如何将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却是一个非常现实且具体的课题。1988年，经过调研，父亲和一众扶贫干部认为，治愚、观念、干部、项目、技术、启动资金是需要重点关注的方面。

他在手记中写道：“1988年秋，陕西省政府邀请在京几位顾问去陕南看看。符先辉、曹冠群、刘南生、杨克4人及工作人员共9人，到汉中、安康、商洛等地区走了十几天。一些干部觉得困难很大，精神负担很重，脱贫致富信心不足。为了鼓励他们振奋精神、脱贫致富，我在安康地委、行署座谈会最后讲了四句话，结束了发言。

这四句话是：

秦巴山区好地方，

山上山下尽宝藏；

人穷贫困志不短，

齐心协力兴安康。

希望以此鼓励当地干部和群众树立信心。”

陕南地区多山少地，交通不便，他们在调研中发现，当地一直就有山货采摘、养蜂采蜜，种植核桃、板栗、木耳、蘑菇、葡萄的历史。但苦于未形成质量、产量、规模优势，缺少资金，缺乏技术，缺少销售渠道，缺乏市场经济理念等，当地人大多守着“金饭碗”，过着穷日子。

父亲在手记中写道：“靠山吃山，吃山养山，青山常在，永续利用。资源开发与智力开发同步发展，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同步发展，才能从根本上摆脱贫困走上富裕之路。因为，经济上贫困，导致了社会文化上的贫困以及思想观念的陈旧、心理状态的落后。而贫乏的社会文化、陈旧的思想观念、落后的心理状态，又反过来制约经济的发展。”

父亲在手记中多次提到，在扶贫的过程中，社科院充分发挥研究特长，建言献策，提出了扩大扶贫成果的有效方法。

父亲曾在手记中记述：“（中国）社科院有关学者参考孟加拉国开办乡村银行的做法，试行扶贫资金到户的情况。农发所刘文璞、杜晓山等同志先后向蔡竹林等同志介绍有关情况、座谈，专家一致认为扶贫到户是比较好的模式，但不宜完全依靠这种模式。要从中国实际出发，扩大试点范围。陕西确定在全省6个县搞试点。商洛地委了解丹凤县试点情况后，确定在全部7个区都搞试点。从了解的情况看，试点县准备工作比较扎实，领导都很重视，群众反映好，有后来居上的可能。1997年10月下旬，同何载、马尔赤、杜晓山、李敬等同志去陕西，着重到商洛地区访问了解小额信贷、举办扶贫合作社的情况。又去淳化、耀县、黄陵，参观了黄帝陵，访问了老区照金，到淳、耀两县各访问了一个贫困乡。回京后，我们作了书面和口头汇报，听了、看了的同志评价较高。后李力安同志给姜春云、陈俊生同志写信。信中说‘我们大家都认为商洛地区的做法，是近年来贫困地区解决贫困人口温饱问题中，最见实效的一个好办法’。”

社科院1997年工作会议报告指出，“在陕西商洛贫困地区试行小额信贷扶贫，成效显著，为我国2000年农村贫困人口实现基本脱贫的艰巨任务探索了一条新路子，受到中央领导同志、中央扶贫领导小组的肯定和赞誉”。

扶贫工作的关键是要提高贫困地区干部的信心、观念、素质、能力，使他们在扶贫工作中接受锻炼、发挥作用。父亲和扶贫干部积极协调，配合陕西省政府、江苏省政府开展工作，并获得了中共中央组织部的大力支持。他们三去陕西，亲赴江苏，向江苏的同志介绍陕南老区在战争年代为中国革命作出的牺牲和贡献，以及目前存在的困难，要求落实相关举措，尽快帮助贫困地区脱贫致富。

他在手记中这样记述：“1990年冬至91年初（时年71—72岁），我同何载、李敬同志先后去陕西和江苏具体促进、落实苏陕省干部交流工作。1991年10月，苏陕干部交流第三次座谈会在安康召开，我和李敬同志前去参加。在会上听到苏陕两省在扶贫、救灾（江苏洪水灾害）中互相帮助的生动事例，极为感人，在座谈会发言中，我讲了这样几句话：

江苏人、陕西人，亲如一家人；

扶贫情，互助情，胜似兄弟情。

1992年11月（时年73岁），苏陕干部交流第四次座谈会，也是最后两年期的总结会议，在宝鸡召开。李力安、何载同志和我前去参加。张邦英同志给江苏同志写了封慰问信，我在会上宣读了张的信，最后讲了四句向江苏同志致谢致敬的话：

两度春秋不平凡，

扶贫济困谱新篇；

秦巴儿女受鼓舞，

江东父老定开颜。

2006年（时年87岁），经过多年的扶贫工作，成效显著，变化很大。解决了当地人民的温饱问题，居住、交通、道路等条件也有明显改善。但距离稳定的脱贫致富，实现小康，建成社会主义新农村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切不可盲目乐观，不可有丝毫的懈怠。”

父亲，你一生经历了“赴国难、建边疆、历变革、促扶贫”。在党中央和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下，脱贫攻坚的目标任务如期完成，您的愿望也终于实现了。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报·社科院专刊》2020年12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