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狮子、鹰、鹧鸪、鹅、蜘蛛，头上有角的鹿，水中无言的鱼，海盘车，和肉眼看不见的一切生灵，总而言之，一切的生命，一切的生命，一切的生命，在完成了他们悲惨的轮回之后，都死灭了。几千个世纪里，大地上不存在任何活物，凄冷的月亮徒然地泛着白光。大草原上，不再传出鹭鸶在清晨里的长鸣；菩提林中，不再听到甲虫在五月中的低吟……”

　　2016年立秋的晚上，北京东棉花胡同一个安静的小剧场里，身着白衣的女演员在台上缓缓念出契诃夫《海鸥》里的名句。幕落。

　　许久，场下响起热烈的掌声。掌声中，一位鹤发苍苍的老人从观众席里站了起来，在大家的搀扶下走到台上坐下。演员们围坐在侧，观众无一人离席，静静地等待着老人开口。

　　“感谢大家来看我的戏……我也没什么可说的，就想听听大家的意见……刚才那段台词，是我后来加上去的，一个是为了向契诃夫致敬，另一个也是表明我们的‘海鸥剧社’就此成立了。”老人用平静的语气说完这段话，但聚光灯下，他的眼里分明闪烁着一丝孩童般的激动与兴奋。

　　“契诃夫专家”变身“创作文青儿”

　　这天上演的三个短剧，名为《三滴水》。它的作者、这位79岁的老人，不是别人，正是我国俄语文学研究界、戏剧界德高望重的契诃夫研究专家、戏剧评论家童道明先生。

　　在中国知网等学术搜索引擎上以“契诃夫”为关键词搜索，童道明1992年在《外国文学评论》上发表的《契诃夫与二十世纪现代戏剧》一文，至今被引量仍排在期刊论文的首位。去书店购买契诃夫戏剧集，随手翻阅几个知名出版社的版本，封皮上都印着“译者 童道明”，书中总会有一篇短小精练却言之有物的序言，落款亦是“童道明”。

　　早年在学术研究上有如此建树的童道明，为何晚年突然画风一转，摇身变成了一名搞创作的“老文青儿”？

　　不信，来看看童老的创作年表：

　　1996年（59岁），为纪念契诃夫《海鸥》问世百年，创作首部话剧《我是海鸥》；

　　2005年（68岁），为纪念冯至诞辰百年，创作第二个剧本《塞纳河少女的面模》；

　　2012年（75岁），出版第一本剧本集《塞纳河少女的面模》；

　　直至2016年（79岁），共创作了十个剧本：《秋天的忧郁》《歌声从哪里来》《蓦然回首》《一双眼睛两条河》《爱恋·契诃夫》（又名《契诃夫和米齐诺娃》）《神圣战争》《三滴水》《契诃夫和克尼碧尔》。

　　《剧本》月刊原副主编王育生在看了童道明的前两部戏后，感慨地对他说：“老童啊，你没白活！这两个剧本的价值，超过了你之前30年的所有戏剧评论。”

　　在中国戏剧圈风格独树一帜的北京人艺导演李六乙，一直关心童道明的戏剧创作。看完《三滴水》首演后，李六乙表示，“《三滴水》，水滴石穿”，“以小见大，看似简单，实不简单”。

　　有人说，童老写戏有些像丁西林，不搞噱头、不洒狗血，总带有那么一点文人情趣在里面，平实中闪烁着有价值的内涵。也有人说，童老的戏让人想起契诃夫。“童先生的戏几乎没有反面角色，关注生活中的每一个人，爱每一个人，就像契诃夫一样，对世界充满了悲悯的情怀。”一位演员看完《三滴水》后如是说。

　　戏如其人。几乎每一个与童道明接触过的人，可能在某个瞬间，都会不由自主地想起契诃夫。用童道明自己的话来说，是1959年与契诃夫的“相遇”，改变了他的一生。

　　“如果那时候没有遇见契诃夫，现在的我会是什么样子？”——这个问题，在童道明脑海里萦绕了多年。

　　与契诃夫“相遇” 与戏剧结缘

　　1955年，在北京俄语学院留苏预备部就读的童道明被告知，原本赴苏留学的1000多个工科名额之外，又多了5个文科名额。老师问他愿不愿选文科，童道明想了想，觉得文科也挺好。于是，不久之后，他成为了莫斯科大学语言文学系的学生。

　　大学三年级时，童道明选修了一个契诃夫戏剧班，期末认认真真交了一篇关于契诃夫戏剧的研究论文。论文讲评会后，老师专门把他留下来，对他说：“童，我给你的论文打‘优秀’，并不因为你是中国人。我希望你今后不要放弃对契诃夫和戏剧的兴趣。”

　　“就是这句话，改变了我人生的走向。”童道明回忆道，原本对未来未作过多打算的他，自从听了老师的鼓励，便暗暗将“契诃夫”与“戏剧”当成了人生两个最重要的努力方向。

　　后来，童道明因病辍学回国，面临着无法分配就业的难题。恰在这时，他出于对戏剧的喜爱，应朋友之邀写了一篇关于布莱希特戏剧理论的文章，登载于《文汇报》上。因文章契合了当时国内的“布莱希特热”，最终成为助童道明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块“敲门砖”。

　　“可以说，是戏剧给了我机会，戏剧成就了我的事业。”童道明感慨。

　　1972年从干校回京后，连着五年，童道明几乎每天都要跑到当时的北京图书馆，如饥似渴地阅读各种俄文戏剧书籍。无意中，他发现了一本名为《空的空间》（俄译本）的书，被里面精妙的戏剧思想所震撼，于是他暗暗记下了书的作者——彼得·布鲁克。若干年后，一个适当的时机，童道明向出版社推荐了此书，出版社组织翻译出版，童道明为书写了推介文章。

　　如今，彼得·布鲁克已是蜚声世界的英国当代戏剧大师，《空的空间》也成为每个戏剧学习者的必读书目。童道明回忆起那段经历，不由感叹：“我一个学俄语文学的人，却误打误撞成了国内最早著文介绍英国当代戏剧大师的人，缘分真奇妙。”

　　20世纪80年代，童道明写就了一系列关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梅耶荷德等俄罗斯戏剧家和戏剧文学的论文，由此迅速进入了中国戏剧理论圈。80年代活跃在这个圈子里、被人们并称为“杜林童”的三人，杜是杜清源，林是林克欢，童就是童道明。

　　跟契诃夫学会了“善良”与“悲悯”

　　尽管把俄罗斯戏剧文学大师们都研究了个遍，但让人们记住童道明的，依然是契诃夫。曾有记者将其与童道明交往的动人经历写成文章，标题就是“从一个人身上辨认出契诃夫”。

　　“您研究了契诃夫这么多年，是不是自己也多少受到了他的影响？”我问。

　　“那是当然。契诃夫的善良、悲悯，是他最有魅力的地方。没有那种善良，他就不可能写出那些撼动人心的作品。”童老眼望着天花板，沉吟道，“才华也需要道德的支撑。善良也是生产力啊。”

　　“您所说的影响，不单指您的作品，也包括做人？”

　　“是的。”他点头。

　　“难道在‘遇见’契诃夫之前，您不是这个样子的？”我又问。

　　童老闻言想了想，笑道：“应该说，我受母亲影响，从小就比较心软，不喜与人争，不愿伤害别人，可能也正是因为在契诃夫身上找到了共鸣，才不自觉选择了他……但‘遇到’契诃夫之后，这种善的力量被更加放大了。”

　　一个活在理想与梦里的人

　　不争，淡泊，宁静，似乎已经成为流淌在童道明血液中的一种人生信条。

　　尽管翻译了那么多俄罗斯戏剧文学作品，童道明坦言，这么多年来并未因此拿到多少版权收入。“我最大的一笔收入，还是那年国家话剧院排演我的剧本所给的版权费。”除此之外，童道明的很多戏都以低价甚至免费让一些剧院和团体进行排演，尤其是初出茅庐的年轻剧团。

　　“我喜欢和年轻人打交道，看到他们排我的戏，我就很开心。”童老笑着说。

　　为了让一群“北漂”的年轻人能够聚在一起演戏，童道明某天忽然提议要成立一个剧社，名字就叫“海鸥剧社”，寓意像契诃夫的《海鸥》一样，为了戏剧理想而飞翔。

　　几个年轻人感动于童老的执着，纷纷响应要帮助他组建剧社。“那天童老师兴高采烈地给我打电话，说他找到了一些钱，有人要支持五千块，作为启动资金！”演员李秋晨好笑又感动地说，“现在这个社会，五千块能做什么？可童老师想，我们不需要那么多钱，几个人就能把戏排出来。他果然是一个活在理想与梦里的人呐。”

　　可以感觉得到，童老对于金钱的淡泊，不是刻意为之，而是出于对文学和艺术纯粹性的追求。他总是说，“我的资源够用，就可以了”，“很多时候金钱会妨碍创作，一想到票房，自由就被剥夺了”。

　　问及为什么晚年要全身心地搞创作，他答：“我想打破一种成见，认为民营剧场里只有搞笑才能生存。我想证明剧场也可以演出严肃的、人文的、有饱满文学趣味的戏剧。”

　　童道明掰着指头跟记者数迄今为止他创作的十部话剧，写过了悲剧、喜剧、悲喜剧、荒诞剧、小品……下一部，他想尝试儿童剧。“我的心愿，是把所有基本的戏剧类型写一遍。”

　　或许有人会质疑，一个做研究出身的学者，到老了跑来搞创作，不过是玩票而已吧？可你肯定想不到，2012年，也就是童道明尝试戏剧创作的第十二年，他便与著名编剧万方、何冀平等共同被授予了中国话剧最高奖项“金狮奖”编剧奖。

　　“现在不怕死了，我知道了我的使命”

　　第八部戏《神圣战争》排演完后，童道明曾对身边的人说：“我的剧本创作开始得很晚，在别人都不创作的时候，我开始了……我以前怕死，现在不怕了，因为写了这些剧本后，我知道了我的使命。”

　　关于使命，契诃夫也曾说过类似的话：“夏季之后是严冬来临，青春之后是衰老，幸福之后是灾祸，反之亦然。人不可能一生都健康快乐，终将面对死亡。虽然说起来令人伤感，但人应当做好准备直面一切不可避免的，将这一切看成是必然。人要尽己所能完成自己的使命——除此之外，别无其他。”

　　我们不知道，是否是在与契诃夫“相识”、“相交”的这些年中，潜移默化地受了他的影响，童老逐渐觉醒了关于“人生使命”的意识，更时刻感到要完成“人生使命”的紧迫。

　　“我在与我的生命抗争，怕过几年就写不动了，我现在要抓紧写。”他说。

　　采访行将结束，我忍不住又把那个问题提了出来：“如果当年没有遇见契诃夫，您现在会是什么样子？”

　　“那可能，我还是一名研究员，或许，甚至是个博导……”童道明有些不好意思道，“但我的生命之光会暗淡许多。”

（转载自《社科院专刊》2016年9月23日总第360期   作者：本报记者 邓之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