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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居俭:唯物史观永远是历史研究的指南(2016-03-09)

 

 

——记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田居俭

 

2015年06月26日 08:59    来 源:社科院专刊总第301期     作者:本报记者 张凤娜
 

  回顾60年的学史、治史生涯,田居俭告诉记者,他体会最深、收益最大的是“研究哲学社会科学必须以马克思发现和阐释的唯物史观为指导”,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田居俭自1955年接触历史专业,至今整整60年。

  60年来,他继承了中国知识分子安贫乐道的优良传统,甘守清贫、甘于寂寞,孜孜不倦地耕耘在史学这片沃土上,数十年如一日,锲而不舍;60年来,他坚持唯物史观,以去粗取精的翔实资料为依托,从史贵“惟义之求”的宗旨出发,戒陈言,求新意,即使一孔之见,也要惨淡经营,行文力争深入浅出、生动活泼、简洁明快,在史学理论、中国历史和历史人物领域里不断探索,为史学研究奉献着自己的心血和智慧。

  回顾60年的学史、治史生涯,田居俭告诉记者,他体会最深、收益最大的是“研究哲学社会科学必须以马克思发现和阐释的唯物史观为指导”,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为此,他撰写了《唯物史观是唯一科学的历史观》、《郭沫若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从王国维、陈寅恪读〈资本论〉说起》等文章,从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角度阐述唯物史观的价值和意义。

  反复思考“为何学史、治史” 

  崇尚经世致用的治史理念

  出身于历史教师和历史编辑的田居俭,最初走进史学研究领域的时候,也和诸多的史学新人一样,脑海中萦绕着疑惑和思索,诸如“为什么要学习历史?”“历史与治国理政和创业兴邦有什么关系?”等。

  为了对这个关乎“生人之急务”、“国家之要道”的大问题寻求答案,田居俭始终没有停下思考的脚步,多年浑然忘我地求索和研究,先后撰写了《欲知大道,必先为史》、《领导干部要读一点历史》、《治史与治国》、《为政者不可不读〈资政史鉴〉》等文章,有理有据地阐释了学史、治史能够发挥以史为鉴、资政育人作用的要义,特别是他的《论学史》、《再论学史》和《三论学史》,更对这个问题做出了贴近时代、贴近现实的回答。

  田居俭认为,中华民族是具有悠久历史的民族,又是具有尊史、学史和治史传统的民族,历史知识、历史智慧和历史经验哺育了一代代中华儿女。为了实现跨世纪的发展目标,各级领导干部要努力学习历史,从中汲取营养,开拓视野,鉴往知来。学史有利于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有利于丰富治国安邦的政治经验、有利于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在新的历史时期,面临新的历史任务,学习党史、国史有益于实现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前仆后继不懈追求的中国梦,有益于坚定不移地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有益于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带领全国人民锐意进取,攻坚克难,谱写改革开放伟大事业历史新篇章,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

  为了适应全党和全社会学习历史的需求,田居俭特别推崇明清之际史学家顾炎武“负经世之志,著资治之书”的治学理念和“文须有益于天下”、“文不贵多”、“多则必不能工,即工亦必不皆有用于世”的精品意识。他呼吁“历史必须走出历史学家的书斋,成为于世有补、于实有益的社会发展‘软实力’的组成部分,为变革现实提供智力支撑和历史依据,史学家应该积极、主动地肩负起无愧时代的使命担当”。

  热心关注历史学科建设 

  奋力推动社会史研究  

  田居俭秉持经世致用的治史理念,热心关注历史学科的建设,大力倡导新思路、新视角,努力促进历史学的繁荣。改革开放以来,他一直将推动社会史研究作为重点,多次撰文阐述社会史研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通过《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把当代社会史提上研究日程》、《党史研究者要关注社会史研究》、《当代社会史是国史研究亟待拓展的领域》等文章为复兴社会史研究不断提供新论点和新论断。正如有媒体评论:“奋力推动社会史研究,是田居俭先生费时费力较多、钻研较深、收获较大的领域之一。”

  面对上述评价,田居俭显得淡然而谦逊。他说:“我只是为复兴和加强社会史研究尽了一点绵薄之力。”

  谈及为何要推动社会史研究,田居俭仿佛又回到当初他奋力倡导加强社会史研究的激情岁月。他说,中国史学原本重视社会史研究,但令人遗憾的是,从20 世纪50 年代后期开始,由于教条主义的束缚和“左”的思潮影响,人们在理解和应用历史唯物主义从事史学研究时出现了偏颇和失误,将社会生活这一重要内容的研究视为“庸俗”、“繁琐”而逐之于史学门槛之外。“其实,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是非常重视研究社会生活的。在他们的心目中,社会生活是人类丰富多彩的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他们从不把人们的生活方式排斥在自己研究的视野之外。”

  《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是田居俭推动社会史研究的首篇文章。这篇短评被史学界誉为新时期复兴社会史研究的开端。直到多年以后,有论者评述新时期社会史研究时还强调,这篇短评“既朴实中肯,又大胆无畏,是当时思想解放、追求创新的真实写照,很多学者都以此作为社会史研究的真正起点。文章中的许多观点在今天看来仍具有启发意义。”

  对于未来的社会史研究,田居俭充满了期待。他强调:一要发扬中国史学“通古今之变”的优秀传统,把社会史研究从古代延伸到当代,希望有更多的社会史研究者关注当代社会史研究。二要在借鉴西方社会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时,注意消化理解、为我所用,切忌生吞活剥、食洋不化。三要立足中国社会史的研究实际,努力创造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以至中国话语体系的中国社会史理论,指导中国社会史研究实践。

  如今,田居俭已届80高龄,但依然精神矍铄,对社会史研究的关注不减当年。他表示,只要还能用脑思考、用笔书写,他就继续关注下去。

  临近花甲转向新领域 

  满怀激情投身国史研究

  1992年,田居俭调入新建的当代中国研究所,开始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进入国史研究领域,对于临近花甲之年的田居俭来说无疑是一次挑战。但是,他毫不犹豫地迎接了这次挑战。

  作为新中国辉煌历史的亲历者和见证者,田居俭满怀激情地告诉记者:“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是中国悠久历史中划时代的崭新篇章,是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文明史最有光彩的阶段,它理所当然是一个亟须开拓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研究领域。为维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利益和尊严研究国史,是我的责任,也是我的荣幸。”

  正是带着这种浓厚的国史研究情结,田居俭在当代所工作的20多年里,以高度的热忱参与了该所几乎所有重大科研项目和国史学科建设工作。他从“经世致用”原则出发,坚持理论联系实际,花大气力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努力提高理论思维能力和思辨水平。在此期间,他发表了一系列研究国史的论文,既有理论与方法的思考,又有具体的历史考察。其中,影响较大的有《当代人要治当代史》、《〈当代中国史研究〉发刊词》、《略论国史与地方史的辩证关系》、《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创建》、《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共和国初创辉煌的七年》等。此外,他还参与主编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序卷》、《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编年》(1949年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百科全书》等。

  “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这联撷取龚自珍《已亥杂诗》的名句是田居俭的最爱,也是田居俭日常工作和生活的座右铭。他如此钟爱“春泥”,将自己的书命名为《春泥集》,将自己的书房称为“春泥斋”,是因为他做过“燃烧自己,照亮别人”的教师,也做过“甘为他人做嫁衣”的编辑。在田居俭看来,这两种职业名异实同,都是为国为民培育英才,都是用唯物史观呵护史学青年,是时代赋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把他和青年紧紧连在了一起。他常为自己的职业选择而自豪,以至屡发奇想,倘若生命可以从头再来,还要继续这种无怨无悔的选择,就像他忠诚唯物史观那样坚定。田居俭在古稀之年抒怀的一首七绝,表达的就是这种心声:“史林寻道五十年,风雨兼程未敢闲。且以古稀充不惑,朝闻夕死方安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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